1948年11月7日下午1点左右，山东保安第1旅的少将旅长王洪九，身穿单只鞋，狼狈不堪地闯入新安镇。此时的他满脸灰尘，头发凌乱，显然已处于极度慌乱之中。他急匆匆地冲进了第七兵团司令部，向黄百韬报告郯城已经沦陷，自己的3000余名部队几乎全军覆没，只剩下寥寥数人。黄百韬听后如遭雷击，愣在原地，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，满腔怒火几乎要将王洪九当场处决。然而，怒火也无济于事，黄百韬只得命令参谋长立即联系五个军部，发出最简短的命令：“快跑！”
淮海战役的第一枪，正是在郯城打响。这座小城位于山东与江苏交界处，北距临沂约100里，南距新安镇仅50里。王洪九，土匪出身，是临沂一带赫赫有名的地头蛇，甚至在抗战时期背叛了国家，投敌做了汉奸。日本投降后，王洪九的部队被改编为山东保安第1旅，配合正规军打击解放区。在临沂一带，他血债累累。济南战役后，王洪九意识到形势危急，于10月10日率部撤退进入郯城。郯城虽不大，但战略位置极为重要，是山东进入江苏的关键通道，因此一旦郯城失守，华东野战军的南进将不可避免，淮海战役也就随之打响。
展开剩余83%在之前的部署中，黄百韬曾指示王洪九，只需他能坚持两天，第七兵团便可趁机西撤脱险。粟裕将军将攻占郯城的任务交给了鲁中南纵队，司令员钱钧亲自带领两个师赶往。经过艰难的行军，11月6日晚上9点，鲁中南纵队终于抵达郯城郊外，并在炮火掩护下迅速清除外围敌人，到达午夜时分，已将县城团团包围。经过六个小时的激烈战斗，鲁纵两师顺利攻入城内，几乎全歼了山东保1旅，只有王洪九和少数随从成功逃脱。这场战斗迅速而果断，给淮海战役开了个好头。
此时，黄百韬终于意识到，郯城的丢失意味着华东野战军的前锋离新安镇只有50里，而解放军如果快速行军，24小时内就能赶到新安镇。黄百韬此刻无比悔恨，后悔为什么要等那么久才做决定。他更应该后悔的，是前一天晚上疏忽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本可能在关键时刻拯救他。
黄百韬的撤退计划和“二李”的误失
早在11月5日，黄百韬就从徐州回到新安镇的司令部，得到了批准率部西撤徐州的命令，并当即开始部署兵团下辖的三个军向大运河以西的碾庄地区进军。然而，在5日的夜晚到6日的上午，徐州的刘峙下达了两道紧急命令。第一道命令是将原本向海州开进的第100军划归第七兵团；第二道命令是让驻守海州的第44军也划归黄百韬指挥，并要求带着这两个军与九绥区司令部一起向徐州撤退。黄百韬焦急地电话询问：“第九绥区何时到达新安镇？我们何时能撤？”然而，刘峙没有明确回答，黄百韬气愤地挂掉了电话，只能继续等待。
直到6日的夜间，也就是华东野战军开始进攻郯城时，第44军依然没有到达，反而迎来了两个重要的“客人”：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和“总统府”战地视察官李以劻。两位高级将领乘坐吉普车，较大部队先到达了司令部。黄百韬刚刚开完紧急军事会议，心情不佳，便把会议内容粗略告诉了“二李”，并强调陈毅部署了先打第七兵团的任务，但现在的局势极为不利。黄百韬一通抱怨，令李延年和李以劻十分不悦。由于李延年与黄百韬无太多交情，且李以劻则心情更差，二人皆不愿听黄百韬的牢骚。
午夜时分，黄百韬突然叫醒李以劻，情绪激动地要求他带话给刘峙，若自己被包围，希望别的兵团来救援。他还表示：“这次战役至关重要，事关存亡。”并向李延年和李以劻表明，自己生死早已置之度外。对待“钦差”如此掏心掏肺，然而对李延年的冷落却显得极为失礼。李延年甚至连宵夜都没有被安排，临别时也没有告别，这种情商显然有待提高。
救援的无力：杜聿明的迟缓
济南战役时，徐州剿总为何迟迟不敢全力增援黄百韬？一方面，杜聿明指挥的兵团实力不足；另一方面，黄百韬、邱清泉、李弥的机动兵团实力薄弱，三个兵团加起来不过17万人，而对面的华野有42万兵力。杜聿明的兵团处于绝对劣势。淮海战役之前，徐州剿总仅增调了孙元良兵团（两个军），其他兵团虽有少量增援，但仍不足以对抗华野。
杜聿明最终率领26万兵力南撤，带着自己的兵团逃入徐州，而黄百韬的兵团加上杜聿明的援军，共计不到40万。相比之下，华东野战军则具备了压倒性的优势。虽然刘峙仍坚持让孙元良兵团留守徐州，但实际的增援力量依然不足，尤其是在黄百韬被围困的情况下，杜聿明能派出的援军，只有邱清泉和李弥的两个兵团，约18万人，根本不足以解救黄百韬的部队。
在援救行动中，刘峙坚持让孙元良兵团驻守徐州，结果导致杜聿明的援军力量过于薄弱。粟裕通过巧妙的战术部署，利用华野的大兵力优势，成功围歼黄百韬，甚至在进攻黄百韬的同时，还试图诱敌深入，达到消耗敌军兵力的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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